持久的载体最暂时

摘自《别想摆脱书》，三个法国知识份子就电子书对实体书所产生的影响而开展的一系列对话。其中《持久的载体最暂时》里谈了很多有趣的事，我觉得凡是有书架情节的人都会感兴趣，所以转过来。

托纳克 我们对书的持久性提问——在我们的时代，文化似乎选择了别的也许更有成效的工具。只是，如何看待那些本用于持久地保存信息和个人记忆的载体，我是说被我们抛弃了的软盘、磁带、光盘驱动器？

卡里埃尔 1985年，文化部长雅克·朗要我创办并领导一所新的电影视听学校，FÉMIS。我借此机会召集了雅克·伽乔等一批出色的技术人员，并领导这所学校长达十年之久，从1985年到1996年。十年间，我自然要了解这个领域里的一切新鲜事物。

　　我们当时必须解决一个真正的难题，说来简单，就是放电影给学生看。由于研究和分析的需要，必须能够随时控制一部电影的播放，快退、暂停、快进图像。传统的拷贝做不到。当时我们有录像带，但损坏很快。用三四年就坏了。同一时期，巴黎录像馆成立，目的是保存所有与首都有关的摄影和录像资料。当时给图像存档有两种选择，电子录像带和光盘，我们称之为“持久的载体”。巴黎录像馆选择电子录像带，并从这个方向加以开发。别的地方则试验了软盘，那些发起者们竭力赞美它的好处。两三年后，加利福尼亚出产了光盘驱动器（CD-Rom）。我们终于找到解决措施。许多地方先后做了奇妙的演示。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的光盘播映内容与埃及有关。我们惊诧万分，全然被征服。所有人都为这次革新而倾倒不已，它似乎解决了我们这些图像和档案专业人员长期以来遇到的所有难题。然而，制造这些奇迹般产品的美国工厂在七年前就关门了。

　　不过，手机和iPods产品有能力不断拓展成就。据说，日本人用以创作和推广小说。网络变得可移动，能穿越空间。不久还将成功推出视频点播技术（VOD）、可折叠屏幕和诸多奇迹。谁知道呢？

　　我似乎在讲述一个漫长的过程，仿佛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这至多只有二十来年。人们遗忘得很快。也许还将越来越快。我们说的无疑是一些平常的思考，但平常是一件必备的行李。总之，对于开始一次旅行而言是必备的。

艾柯 就在几年前，米尼的《拉丁文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共二百二十一卷！）开始有光盘出售，我记得当时价格是五万美金。这样的价格只有大图书馆才买得起，穷学者们可不行（虽然中世纪文明研究者们当时都在快乐地拿磁盘盗刻）。如今只须简单的订阅，我们就可以在线查阅《教会圣师著作全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一样，从前有罗贝尔版的光盘出售。如今我可以免费在网上找到。

卡里埃尔 当DVD问世时，我们以为总算拥有了解决保存和共享图片难题的理想措施。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建立个人的电影资料库。有了DVD，我以为自己终于拥有了“持久的载体”。但恰恰相反。现在又出现了极小的磁盘，可以像存电子书那样存入大量电影，但必须同时购买新的浏览器。那些美好的老DVD也不得不消失，除非我们同时留下老式的播放器。

　　话说回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向之一：收藏那些被技术竭力弄得过时的东西。我有个朋友是比利时的电影编剧，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电脑，仅仅为了可以看从前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什么比持久的载体更暂时。这些关于当代载体的惯性思考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却让我们这两个印刷初期珍本的爱好者会心一笑，不是吗？我专门为你从书架上找出这本十五世纪末在巴黎印刷的拉丁文小书。看，在这本印刷术发明初期的书里，最后一页用法文写道：“这部罗马风俗著作由巴黎新圣母街的书商让·波瓦特万印制于公元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其中Usage采用旧拼法usaige，日期写法如今也废弃了，但我们还是可以轻松地辨读出来。我们还能读一本五个世纪以前印刷的书，却无法看或读一张只不过是几年以前的老电子录像带或老光盘。除非把旧电脑都留在地下室里。

托纳克 必须强调这些新载体的过时在不断加速，我们因此被迫重新规划工作和存储设备，乃至我们的思考方式……

艾柯 这种加速造成记忆的删除。这无疑是我们的文明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发明了诸多保存记忆的工具，各种记录方式、各种传送知识的可能性——当然，与过去时代相比这是极大的改善，那时人类只能借助记忆术，也就是记住的技艺，因为还不具备各种适于认知的工具。人们惟有借助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撇开这些工具实际已带来问题的易损坏特点，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些文化产品面前，我们并非公道。我再举个例子，漫画杰作的原稿，由于极其罕见，如今昂贵到可怕的地步（阿列克谢·罗曼德的一张原稿就价值连城）。那么为什么原稿如此罕见呢？原因很简单，当初刊登这些漫画的报纸一制好版就扔掉原稿。

托纳克 在发明书或硬盘等人工记忆以前，人们所使用的记忆术是怎样的呢？

　卡里埃尔 亚历山大大帝又一次面临后果难以估量的重大决策。有人告诉他，有个女人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他把她叫来，让她传授这门技艺。她说要点一堆大火，在升起的烟中（就如在一本书里）辨读未来。但她提醒这位征服者，他在观察烟时，千万不能去想鳄鱼的左眼。万不得已他可以去想右眼，但绝对不能想左眼。

　　于是，亚历山大大帝放弃预知未来。为什么？因为，当有人不让你想某样东西，你就只能想它了。禁忌成就义务。我们不能不去想那只鳄鱼的左眼。那只占据你的记忆、你的精神的动物的眼。

　　有时候，记忆——正如对亚历山大大帝那般——和无法遗忘也是问题，甚至悲剧。有些人天生有能力依靠简单的记忆术秘诀记住一切，他们被称为记忆术专家。俄罗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彼得·布鲁克曾以他的一部著作为题材创作了《我是一个现象》。你向一个记忆术专家讲点什么，他是不可能忘记的。他就像一架完美然而疯狂的机器，毫无分辨地记住一切。在类似情形下，这是缺陷，而不是优点。

艾柯 记忆术在于利用某个城市或宫殿的图像，其中每一部分、每个地方均与被记忆的对象相连。西塞罗在《论演说》（De Oratore）中讲过一个传说，西蒙尼得斯去参加一场希腊显贵的夜宴，就在他离开大厅时，房子突然倒塌，压死所有宾客。有人找西蒙尼得斯辨认尸体。他做到了，成功地回忆起每个围坐在餐桌边的宾客的位置。

　　因此，记忆术就是把空间表象和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使两者连为一体。在你的例子里，亚历山大大帝正因为把鳄鱼的左眼和他要观察的烟联系起来，才无法自由地行动。记忆术在中世纪还存在。不过，自从发明了印刷术，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记忆术的运用在渐渐灭绝。然而，我们这个年代却出版了有关记忆术的最漂亮的书籍！

卡里埃尔 你讲到漫画杰作的原稿在发表之后被扔掉。电影也是一样。有多少电影就这样消失呵！从十九世纪二十或三十年代起，电影才在欧洲成为“第七艺术”。自那以后，电影作品才被作为艺术史的一部分得到保存。为此才产生了最初的电影资料馆，最早在苏俄，然后是法国。在美国，电影不是艺术，至今依然是一种可再生的产品。必须不断重拍“佐罗”、“诺斯法拉图”、“泰山”，重新处理老套路、老库存。老版电影还有可能竞争新版，尤其那些品质好的老版。美国电影资料馆直到七十年代才成立！那真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仅仅为了获得补助，为了让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电影史发生兴趣。世界上第一所电影学校同样成立于苏联。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爱因斯坦。他认为必须建立电影学校，并且水平要等同于最好的绘画学校或建筑学校。

艾柯 在意大利，像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这样的大诗人在二十世纪初就在为电影写作。他参与创作了乔瓦尼·帕斯特洛纳的《卡比利亚》的剧本。在美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

卡里埃尔 更不用说电视。保存电视档案一开始显得荒诞。国家视听研究所成立，专门用来保存各种视听档案，才根本改变了这种成见。

艾柯 1954年，我在电视台工作。我还记得，当时全是直播，没有磁盘录制。当时有种东西，人称“转录机”，后来才发现这个词在英美电视里并不存在。其实就是简单地用一台摄像机拍下屏幕。不过，这种设备既枯燥又昂贵无比，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很多东西就这么消失了。

卡里埃尔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举个好例子。这简直就是“电视初期珍品”。1951或1952年，彼得·布鲁克为美国电视台执导《李尔王》，奥森·威尔斯主演。这辑节目就这么无载体地播放，丝毫没有保存。但布鲁克的《李尔王》最终还是有拍录版。原来，有人在播放过程中拍下了电视屏幕里的影像。这份资料如今成为纽约电视博物馆最珍贵的馆藏品。这从许多方面让我想到书的历史。

艾柯 确实如此。藏书观念由来已久。书没有和电影相同的遭遇。人类起初膜拜写过字的纸张，后来膜拜书籍，这和书写一样古远。古罗马人早就想拥有卷轴，加以收藏。我们丢失书籍是出于别的原因。比如宗教审查，或图书馆总是最先遭受火灾，就像教堂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木头建筑。在中世纪，一座教堂或一个图书馆被火烧了，那就仿佛在一部描绘太平洋战争的电影里看见飞机坠毁，再平常不过。《玫瑰之名》里的图书馆消失在火中，在当时绝非异乎寻常的事件。

　　不过，书籍被烧的原因，同时也是促使人们妥善保管即收藏书籍的原因。修道院制度由此产生。很有可能，异邦人屡次入侵罗马，总在离开以前火烧整个城市，这促使人们考虑找个安全的处所存放书籍。还有什么比修道院更安全呢？人们开始存放一些书，使其避免那些在记忆中依然沉重的威胁。然而?与此同时，在选择挽救这些书而不是那些书时，人类自然而然也开始了审查。

卡里埃尔 人类膜拜稀有电影才刚刚开始。未来还会有剧本收藏者。从前，电影拍完以后，剧本就被扔掉，和你刚才说到的漫画一样。然而，自四十年代起，有些人开始考虑剧本在电影拍完之后是否还具有一定的价值。至少是商业价值。

艾柯 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开始膜拜某些著名电影的剧本，比如《卡萨布兰卡》。

卡里埃尔 当然，尤其当剧本上还有导演的亲手笔记时。我曾带着近乎膜拜的景仰心情看过弗里茨·朗的剧本，上面有他本人的批注，那可真是收藏家的珍本。我还看过别的一些由电影迷细心装订成册的剧本。我想再谈谈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建立电影资料库，应该选择哪种载体？我们不可能把拷贝电影的传统银胶片收藏在家。那需要一个投影室，一个专用大厅和许多储藏间。录像带会掉色，清晰度下降，很快就模糊。CD的时代过去了。DVD也不长久。何况刚才也说过，未来我们不一定有足够的精力去使用所有这些机器。想想2006年7月纽约那次电力大故障吧。假设范围扩大，时间延长。没有电，一切都会消失，无可弥补。反过来，当人类的一切视听遗产均消失时，我们还可以在白天读书，在夜里点根蜡烛继续读。二十世纪让图像自己动起来，有自己的历史，并带有录音——只不过，我们的载体依然极不可靠。多么奇怪：我们的过去没有声音。当然，我们大可以想象鸟儿的歌唱、溪流的轻吟一如既往……

艾柯 但人类的声音却非如此。我们在博物馆里发现，我们祖先的床很小：从前的人个头相对较小。这就必然意味着从前的人嗓音也相对较小。我每次听卡鲁索的老唱片时总在想，他与当代几大男高音的声音差别，究竟仅仅出于录音和唱片的技术质量问题，还是二十世纪初的人声确实有别于我们今天。在卡鲁索与帕瓦罗蒂的声音之间，有着几十年的蛋白质和医学发展。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平均身高大约是一米六十，如今他们的后代已是一米八十。

卡里埃尔 我在电影学校教课时，有一次让学生练习重建某些声音，某种从前的音响氛围。我要求他们以布瓦洛的讽刺诗《巴黎的困惑》为底本做一张音乐带。我还规定，街面由木头砌成，马车轮子是铁做的，所有的房子都比较低矮，等等。

　　那首诗是这么开篇的：“谁在震天哀号呵，上帝？”在十七世纪的巴黎夜晚，哀号声会是什么样的？这种借助声音沉浸在过去的经验，还是挺令人着迷的，虽然也困难重重。如何去证实呢？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视听记忆若真的在一场电力大故障中消失，我们还总是有书。我们还总是有办法教孩子阅读。我们知道，文化的沉沦，或记忆的丧失，是一个古老的想法。无疑和书写一样古老。我再举个例子，与伊朗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波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今天的阿富汗。十一至十二世纪起蒙古人进犯——蒙古人是一路烧杀抢空的，巴尔赫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其中就有未来的鲁米的父亲，带着最珍贵的手抄件流亡。他们向西行进，去了土耳其。鲁米和许多伊朗流亡者一样生活并老死在孔亚。有个传说讲道，某个流亡者一路历尽极致的艰辛，把随身带的珍本当枕头用。这些书如今可是价值不菲。我在德黑兰某个收藏者的家里看到一些带彩绘的古代手抄本。那简直就是奇迹。因此，所有伟大文明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一种受到威胁的文化？怎么挽救它？挽救什么？

艾柯 而当人们着手挽救时，当人们还有时间妥善保存各种文化标记时，手稿、典籍、早期出版物和印刷书籍远比雕塑或绘画更容易保管。

卡里埃尔 然而，我们还是面临一个难解的谜：古罗马时代的卷轴全部佚失；古罗马贵族们可都拥有上万卷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在梵蒂冈图书馆还能看到几卷，但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最古老的福音书抄本残篇也在四世纪。我还记得在梵蒂冈图书馆亲眼目睹维吉尔的《农事诗》的一个抄本，年代为四至五世纪。真是壮观呵！每页上方都绘有插画。但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一卷完整的卷轴。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博物馆里，我曾见到最古老的抄本，也就是死海古卷。这些经卷多亏了极其特殊的气温条件才得以保存下来。我想，埃及莎草抄件也是最古老的书卷之一。

托纳克 你提到莎草纸，称之为经卷的载体。我们可能还应该考虑那些更古老的载体，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书的历史……

卡里埃尔 当然。书写载体多种多样，石碑、长板、锦帛。书写本身也多种多样。然而，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载体，更是这些残章断篇所传达的信息，从某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古代流传而来。我想让你们看一幅图片，就在我今天早上刚收到的拍卖目录里。这是佛陀的一个足印。让我们想象，佛陀在行走。他在传奇中前行。这里面的一个自然征象就是，他在足底留下印迹。毫无疑问，这是最根本的印迹了。佛陀行走时，在地上印下这一标记，仿佛他的每个足印都是一次刻写。

艾柯 这是中国京剧在好莱坞大道上的星形纪念印章，在名人姓名奖章出现以前！

　　卡里埃尔 可以这么说。佛陀一边前行，一边说法。只需领悟他的足印。这个印章当然不是普通的印章。它包含全部佛法，也就是一百八十条佛理，代表生界和物界，是佛陀的圣道所在。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舍利塔、小寺庙、正法之轮、动物，以及树、水、光、蛇神那伽、供品。所有这一切全包含在佛陀足下的一个印迹里。这是印刷之前的印刷=。一次具有标记意义的印刷。

托纳克 有多少印迹，就有多少门徒们要用心领悟的启示。我们又怎能不把书写史的起源问题与圣书的形成相提并论呢？各种重大的信仰运动的创设，恰恰以这些依据我们无从了解的逻辑建构而起的文献为基础。然而，这究竟是什么基础？佛陀的足印，或“四”福音书，究竟有什么价值？为什么是“四部”福音书？又为什么是这四部？

卡里埃尔 为什么是四部福音书，而实际存在着很多部？更有甚者，教会人士在主教会议上集体选择四福音书之后，人们还在不断地找到别的福音书。直到二十世纪，我们才发现还有一部多马福音，比马可、路加、马太和约翰福音还古老，内中全是耶稣说过的话。

　　今天的大多数专家承认存在一部原始福音书，Q Gospel——Q取自德文单词Quelle，即来源。从路加、马太和约翰三部福音书的平行经文出发，有可能还原这部经书。原始福音书已完全佚失。但有些专家预感到它的存在，正在着手加以还原。

　　那么，什么是一部圣书？一阵迷雾，还是一个谜？佛教在这一方面略有不同。佛陀同样没有文字著述。然而，和耶稣不同的是，他在远远漫长得多的时光里说法。耶稣传道的时间至多两三年。佛陀虽无撰文，却至少说法三十五年。佛陀灭后，阿难与众徒传诵佛的言语。《婆罗奈布道》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最初说法经文，包含著名的“四谛法”，为佛教徒们熟记在心，用心抄录，也是各个佛教派别的要义基础。四谛经抄录下来，仅只一页纸。佛教始于这一页纸。从阿难的传诵起，才诞生了千百万的经书。

托纳克 一页得到保存的纸。也许因为，别的纸页都已佚失。谁能知道呢？信仰赋予这一页纸超凡的意义。不过，佛陀的真实教诲也许就寄托在这些足印里，在如今消失或褪色的文献里？

卡里埃尔 也许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古典悲剧的处境里：整个世界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挽救某些文明产物，加以妥善保存。比如说，文明遭受气候大灾难的威胁。必须赶快行动。我们不可能保护一切，带走一切。那么该如何选择？用什么载体？

艾柯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载体很快就过时。为什么要冒险和这些有可能变成空白、无法辨认的东西纠缠不休呢？我们刚才科学地证明了，书优越于文化工业近年来投入市场的任何产品。因此，倘若我必须挽救某些方便携带又能有效抵御时间损害的东西，那么我选择书。

卡里埃尔 我们比较了或多或少满足忙碌生活的现代科技与从前书籍的制造和传播模式。我想举个例子，以证明书籍也有可能极其贴近历史运动，与时俱进。为了写《巴黎的夜》，雷斯提夫行走在首都，记下他的见闻。但他真的是巴黎的见证人吗？评论家们对此颇有异议。雷斯提夫是个沉溺于幻想的人，总是自愿地去想象世界，再把这个世界当成真实加以描绘。比如，每回他报道和一个妓女发生性关系，他都会发现，对方是自己的某个女儿。

　　《巴黎的夜》最后两卷写于大革命时期。雷斯提夫夜里写下他的故事，清晨在一个地下室里排版和印刷。由于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无法找到纸张，他就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捡各种海报、传单，用滚水煮开，制成劣质的纸浆。最后两卷的纸质与前面几卷完全不能比。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采用缩写，因为他时间不够。比如，他用Rev.表示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这真是令人震惊。书籍本身讲述了一个人的匆忙，他竭力记录下每个事件，保持和历史平行的速度。倘若书里描绘的事件不真实，那雷斯提夫就是一个天才的骗子。比如，他看到一个人，绰号“摸人”（toucheur）。此人很不起眼地走在围观断头台的人群中。每次一有人头落地，他就伸手去摸女人的屁股。 

　　最早描写男同性恋的就是雷斯提夫，大革命时期还把这些人叫作“娘娘腔”。我想起了米洛斯·福尔曼的一个发人深思的经典片段。有个死囚被拖车带到断头台。他的狗跟着他。在上刑前，他转向围观的人群，问是否有人愿意照顾他的狗。那小家伙非常眷念主人。他把它抱在怀里，想把它送出去。人群朝他辱骂不休。看守不耐烦了，从死囚的手里拽走那条狗。死囚立刻被处决。狗呻吟着在人头筐里添主人的血。看守被激怒，用刺刀刺死了狗。这时，众人群起抗议那几个看守：“刽子手！你们不羞愧吗？这条倒霉的狗对你们做了什么吗？”

　　我有点离题了。在我看来，雷斯提夫的挑战独一无二。他创作了一部报道文学，一部“直播”的书。让我们回到如下问题：当不幸来临时，我们要挽救哪些书？当家里起火时，你首先会抢救哪些著作？

艾柯 在讲了这么多书之后，我要说，我会先救出那个250G容量的移动硬盘，里面存有我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文档。在此之后，如果还有可能，我会抢救一些古籍，不一定是最昂贵的，但却是我最喜欢的。只是问题在于：如何选择？我喜欢这里面的许多书。我希望不会有时间考虑太多。我也许会拿布雷登巴赫1490年版的《圣地游记》，里面有好些出自彼得·德拉克之手的折页木刻画，极为壮观。

　卡里埃尔 我会拿雅里的手稿、布列东的手稿和路易斯·卡罗的一本书，内中附有他本人的信。奥克塔维·帕斯有过惨痛的遭遇。他的书房被烧了。一大惨剧！你可以想象奥克塔维·帕斯的书房里都有些什么！超现实主义者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亲笔题字的著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这是莫大的痛苦。

　　若就电影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可不知如何回答。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前面已说过，许多电影都没了。甚至我自己参与的一些电影也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一旦胶片丢失，电影就不复存在。有时候，胶片也许还在某个地方，但要把它找出来太费力，重新拷贝一份也极其昂贵。

　　在我看来，图像世界，尤其电影世界，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纪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明了各种新的语言。我们的对话若是在一百二十年以前进行，那么我们将只能谈戏剧和书籍。收音机、电影、录音、电视、合成图片、漫画等在当时并不存在。然而，每次新的科技产生，必会力证自己超越以往一切发明与生俱来的规则和限制。新科技期待自己骄傲而独一无二。新科技仿佛自动给新用户带来了某种随时可以上手的自然能力，仿佛随身带有某种新的天分，仿佛随时准备着肃清以往科技，并把那些胆敢拒绝它的人变成过时的文盲。

　　我一生都见证着这样的勒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何新科技都需要接纳某种新语言的漫长过程，我们的脑子越是被前一种科技语言格式化，这个过程也就越是漫长。自1903—1905年以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必须认知的电影语言，许多小说家以为可以从小说创作直接转入电影编剧。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这两种文体——小说和剧本——事实上运用着两种迥异的写作方式。

　　科技绝对不是一种便利。它是一种约束。还有什么比为电台编排一场戏更复杂呢！

未来用大脑储存，脑上插管，买游戏拿管子对接下，和加油一样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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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永远都是世界性难题

马克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