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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值得游] 春节酒店价格暴涨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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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17-2-12 08:01 只看该作者

周健：春节酒店价格暴涨并没有带来服务水平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很多低收入人群“小长假”外出旅游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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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7年2月10日 07:22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周健为FT中文网撰稿
今年春节，我去了一趟西昌。没有选择初二出门，而是相对人少的初四，从成都出发。网上搜，无房可定。找熟悉西昌的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股东内部价，一个标间1500元，而平时是450元。
面对这样的情形，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心里不爽。不爽并非心疼多花了钱，而是愤怒这些人就是借“春节出游”在“敲竹杠”，人被迫去接受一件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心里的感受和被强暴并无二致。
出发之前，我曾询问一个老导游：“去西昌，住哪里比较合适？”
她气不打一处地说：“哪里都不合适，房价都要翻几倍，去凑什么热闹？”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看着都觉得不合适，但却鲜有人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德国人卢安克说：中国人喜欢做“成功”的事情，而对自己喜欢的、和有密切关系的事情，总爱用“没办法”来推脱责任。
如何去西昌，我想了个折衷的办法，从成都出发，第一天，走一半路程，住在石棉县，希望酒店的房价能够公道点。400多元定的房间，到了后发现是一个路边店。离开的时候老板说，平时多过来玩，只收100元左右，还含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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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酒店的人聊天，有人说，淡季的时候，游客少，旺季不涨价，我们就活不下来；也有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订房的人多，我们就涨价，订房的人少我们就降价，这有什么错？
“小长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假期酒店涨价”，不少人都表达过自己的愤怒。当时有不少经济学家出来辩护说：“假期涨价”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酒店的行为不算价格欺诈，与贪婪也没有半点关系。“小长假”酒店房间价格暴涨，确实让人不舒服，特别是对那些平时没有机会出游的工薪阶层而言，简直就是“灾难”。但是，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过价格的提高，可以刺激酒店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酒店服务业的发展。”
十多年的“小长假”过去了，酒店的服务水平和硬件设施并没有如这些经济学家所言有了提高，反而在“小长假”涨价期间，酒店的服务水平还比平时更低。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很多人并不知道酒店以前的价格，更不知道这个酒店以前的服务标准，当“小长假”期间，供应一方变得强势的时候，他们就对提供的一切都可以随意“缺斤短两”。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长假”并非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运行结果，而是一个行政设计的“群体消费”行为。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酒店价格高的时候，消费者可以选择酒店价格低的时候出行，这才是真正根据价格来决定供求关系。而“小长假”是通过行政命令设计出来的“群体消费”，消费者被迫在“小长假”中购买高价格的酒店服务，而没有选择的自由。离开这个时间段，很多消费者根本没有出行的机会，更谈不上去酒店订房。
“小长假”期间酒店价格暴涨并不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而是酒店利用行政设计的“群体消费”随意定价的结果。本来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法规来管制这种随意涨价行为，然而政府却更多地在考虑如何让社会公众消费，增加GDP，增加财税收入，而缺少对弱势群体利益的考量。从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看，政府的强力介入，并非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而恰好是对行政设计下的“群体消费窗口”造成的市场供求关系扭曲的矫正，以保护低收入人群在“小长假”期间外出旅游的权利。
金钱可以解决市场供给的问题，但金钱很多时候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对被扭曲了的社会供求关系的矫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事情。在一个良善的社会中，政府的首要责任不是促进经济的繁荣，增加GDP的总量，而是应该从社会总体福利、公民自由和培育公民德性三个方面，去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公平公正就像是一部道德宪章，是社会健康运营的基石。
政府是不是干预“小长假”期间酒店涨价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人与人之间是应该以诚相待还是尔虞我诈的表态。政府是不是去纠正“公共假期政策”给市场供求关系带来的扭曲，检验政府是否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去组织一个社会运转，履行其基本责任。
回望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当初起码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增加市场供给，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二，促进个人的自由，让普通人有更多谋生机会，而是不是计划经济下，人们自由工作的权利、消费者对商品自由定价的权利都没有，而被强加了无奈的选择。
从这两个目标来看，“假期酒店”的价格提升并没有带来酒店服务水平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很多低收入人群“小长假”外出旅游的经济负担。对于有钱人而言，花费比平时高一倍的价格，春节小长假期间在海南岛住酒店，只是心里不悦而已；然而对与那些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或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来说，价格的上涨就是逼迫他们放弃外出旅游的机会，而享受不到“小长假”带来的社会福利。毫无疑问，高价格的情形，对低收入者而言，就是一种痛苦和磨难。
过去，大家对“假期酒店”的愤怒更多是道德层面的反应，而没有考虑的社会总体福利和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当我们对那些趁机提高酒店房间价格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规诫时，很容易被人用“规则高于道德”的社会契约论来反对，我们认同，道德和愤怒都不能干涉法律。
对于呼吁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控制假期酒店价格暴涨，很多人反应并不积极。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洗脑”之下，很多人已经默认忽视社会道德的发展策略。他们相信，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应当允许这样的“互害”交易存在。有的时候，他们甚至相信贪婪者的暴富，即允许一部分人通过不当手段富裕起来，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创造价值。先改变社会经济状态，扩大社会福利供给，再来补救社会结构与社会道德，这是他们心中的发展路径。
回望30年经济发展所以经历的一切，诸如对“笑贫不笑娼”这些说法进行道德讨论，我们的感受将是无限的尴尬。“小长假”作为一项刺激经济繁荣的政策，本身并不涉及到对社会公众好恶的判断。假设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喜欢赚更多的钱，同样也会带来更多的消费。但是，如果赚钱和消费都不是个人自由的选择，而是在一种不合理的、无序的、肆行无忌的状态下进行的，那么，一个人对于被迫消费“假期高房价”的愤怒，就可能转化为他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的另外一种形态的欺诈，比如我们常见的农民不吃打农药的菜，酒厂工人不敢喝自己勾兑的酒，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互害模式。
对于每一人都被国家“计划”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公众自主建立秩序的能力已经“后天”被废，只谈利益，没有道德，没有惩罚之下，很多时候彼此只能选择通过互害去争夺有限资源。我弄地沟油给你，你弄毒奶粉给他，他再用“苏丹红”害我，我再种毒蔬菜给你吃，你再修烂房子给他住，在没有社会道德约束的行为中，每个人都在想让自己占便宜，事实上，最后谁也占不了便宜。即便是一切都“特供”的“肉食者”，他们也会被这个“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社会搞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高呼“民风不纯，为官不易”。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之下，大家对“假期高房价”的熟视无睹，历经30年的发展。这一切，虽然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福利供给，却也改变了这个社会对公平公正的认知，同时，他也让我们丧失了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德性——心态、性情和品质。
在任何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是合理的，没有人能正确判断什么事情是善，什么事情是恶。一个国家的法律的确不应介入社会道德问题，但是，对那些利用“行政政策”带来的优势强行涨价的行为，确有必要进行管制。
对“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和“假期酒店”的讨论，必然涉及到要发展还是要尊严的社会逻辑。这个棘手问题的具体表现是，人具备什么样的德性是值得尊重和奖励的？在致力于推动社会繁荣和自由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不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那么就很容易陷入或者已经陷入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描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
我之所以选择这句话结尾，是因为公平公正涉及公民的德性和信念的选择，最终会影响到我们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我们，还包括我们后代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