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维新的时候孝钦皇太后说你但留辫发不剪，祖宗神主不烧我就不管

其实反袁的人说的对啊，袁宫保就是曹操

皇二子不是挺不错么

评《走向共和》
姜　鸣
　《走向共和》是一部耗资5000余万，以近代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一部电视剧。播出之前该剧被誉为历史正剧、“可以当作教科书”，播出之后因为涉及李鸿章、慈禧太后等近代史上的敏感问题，而在网上网下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收视率节节上升。但一般观众难以觉察的该剧在史实上所犯的错误，以为史学界专家、历史爱好者广泛注意，下面这篇文章就是近代海军史专家姜鸣先生对该剧的一些批评，也代表了本站对该剧的看法。




我历来把荧屏上越来越多的清宫戏看作是一种新兴的商业题材样式，犹如美国无穷无尽的西部片、灾难片、警匪片，当不得真。但清宫戏的编导们却喜欢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严肃的历史正剧，以期对观众进行再教育，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大跌眼镜。这几天常常接到来电，询问我对《走向共和》的看法，吸引我也关注起这部被称作“宏大叙事”和对李鸿章评价上取得“艰难突破”的电视剧来。然而看了几集后的感觉，却是失望和遗憾。周围稍有史学基础的朋友，都说不忍再看下去了。

　　不知道影视界对历史剧的定义是什么，想来除了由穿着古装的历史人物演绎剧情之外，讲述的故事总还要尽可能地符合历史真实吧。可是，《走向共和》达不到这个要求。近代史距离今天如此之近，史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丰富，熟悉它研究它的人又如此之多，站在故宫的院落里，常常感到我们同光绪、同慈禧几乎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同一团空气，这就使得创作的难度大为增加，来不得随心所欲。可是，该片作者却毫无顾忌地下手，例子不胜枚举。

　　本剧在讲述历史的过程时，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完全自由发挥。比如该剧前十集是讲1890到1894年间的事，但实际上翁同龢是1885年接任户部尚书，他的前任阎敬铭升任大学士，当时的人事变化与兴建颐和园无关；醇亲王大阅海军在1886年，去世于1891年，但在剧中，检阅海军似乎变成甲午战争前一年的事情；李光昭早在1874年在报效圆明园木材事件中，因四川总督吴棠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揭露而被捕，与颐和园工程全无瓜葛；孙中山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日本断发易服的，本片把这个情节改到了广东巡抚衙门前。几乎在每一集里，都可以举出事例，这种轻率的做法，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可信度。

　　 从内容上看，胡编乱造比比皆是。如将李鸿章在检阅海军时赠醇亲王的诗改为醇亲王本人所作，又将原诗中“佽飞禁旅严千帐”改成“同携禁旅严千帐”，凭空带出后来太后的指责：“你和谁‘同携禁旅’？和李鸿章？北洋水师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哥俩的啦？”以及醇亲王就此活活吓死的情节；“定远”舰仅有一发炮弹，表演实弹射击时是由水兵在靶船上用血肉之躯引爆炸药的情节；孙中山拜会李鸿章，两人共进晚餐，孙中山席间劝李鸿章“革命”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对于重大事件随意编造，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作者对晚清历史其实是生疏的，在情节的把握分寸上也漏洞百出。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任所在保定和天津，不奉朝命，不能随意前往北京。从甲午战争爆发到奉命到京商谈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如同剧中那样，在光绪帝面前与翁同龢争论政事。李鸿章为北洋海军建设一共五巡威海，每一次都有史可查，从来没有悄悄跑到旅顺口、威海卫去私访和杀人。至于太监小德子怨恨李鸿章，居然在太后祝寿的宫殿里用凿子破坏地面，好让李鸿章跪拜时膝盖疼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本片作者说：“我们不能保证照史书上复原就是真实。比如李鸿章整顿北洋水师的戏，史料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我们集中各方面的既有信息，从李鸿章的身份、地位、阅历、行为方式等分析，推测李鸿章会怎么做，这样的处理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不知道，所谓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剧中还有不少硬伤。比如黄海海战之后，光绪帝为邓世昌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足”字居然错成“是”字；“经远”管带林永升被错成“林文升”。犯这种低级错误，明显暴露出剧组的文案工作十分粗糙。

　 《走向共和》前十几集的焦点人物是李鸿章。作为研究了二十余年李鸿章，尤其是研究李鸿章与北洋海军，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失败经验教训的学者，我一直期待学术界能够公正客观地评价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也期待文艺界能够重新塑造出贴近生活和历史真相的李鸿章的艺术形象。然而这次，用这样一部与事实相去实在甚远的作品，来担当重新评判李鸿章功过是非之责，显然离题万里。作者为翻案而翻案，为了突出李鸿章而设计的对立面翁同龢，被简单化脸谱化，成为伪君子真小人的反派人物，从创作的方法论上看，同以前别人丑化李鸿章异曲同工，实在未见高明；而对于广大不熟悉历史的观众来说，则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在“廓清历史真相”的旗帜下，灌输错误的历史知识，其负面影响，比那些公开声明是“戏说”的肥皂剧更甚。若以这样的作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就使一场严肃的正剧变为喜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讨论李鸿章形象的重新塑造是否成功吗？

　　作家们常爱争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也就是创作者有多大的虚构空间。我以为，对严肃的历史题材来说，其虚构的空间很小，且只能限制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上。我曾说过：“我不敢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会虚构。所谓虚构，其实是以作者的水平去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和行事处世。既然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佼佼者和弄潮儿，我怎么可以依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妄想去编派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的任务只是努力地深刻地发掘并再现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历史学家和作家自然有区别，但当作家走进历史题材的创作领域，他应该尊重史实，不可以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大姑娘，这也正是创作的难度所在。在我看来，历史作品的力量在于真实，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魅力，在于它重现了极为丰富和感人的历史场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是如此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是如此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紧张的戏剧张力。以此为题材，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去使片子拍得好看。如果作家们没有真正搞懂历史就贸然创作，还以“允许虚构”来辩解，其实只是证明自己的无能。

再谈《走向共和》创作之粗糙
姜　鸣
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应如何把握，这是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了。历史剧当然要允许虚构的成分，但这里有个尺度问题。我想结合《走向共和》，提出以下看法，不知是否能找到共识。

　　一、涉及历史上特定的称谓、专用术语、典章制度的时候，不能虚构




　　月有阴晴圆缺，戏有真伪幻化，此事古难全。但历史题材作品，即便虚构，也应当遵守所表现时代特定的称谓、专用术语、典章制度和交往礼仪，在虚拟环境里营造出真实的气氛，这是体现编剧学识功力的起码要求，所以要创作某个时代的作品，就先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起码要先读读大事记。如果不遵守这一条，那李鸿章也可以穿着T恤衫玩电子游戏机了。




　　在《走向共和》中，这方面的漏洞实在太多了。如剧中称呼奕�嘉�“军机魁阁”，就属生造概念。实际上，清代称首席军机大臣为“揆首”。又如剧中人说：康有为“有皇上的奉衣带诏”，也是虚构术语，康有为在海外宣传保皇，使用的是假的“衣带诏”，而不是假的“奉衣带诏”。再如科举，剧中人说：“我等……即将入京殿试，乃天子门生是也。”按照常识，这批考生都是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须考取贡士，再经复试、殿试，获得进士功名。由于殿试由皇帝主持，进士可以夸耀为“天子门生”，但举人是不可以的。



　　清代吸取前朝教训，限制太监卷入政治运作，皇帝上谕，由军机大臣传旨，一般在每天早上见起时由皇帝授意，以“军机大臣奉皇帝面谕，字寄某人如何”的方式传递。在清末，外地的还直接发电报，用不着由太监对着大臣喊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更不会派小德子出京去传旨。这种太监传旨的状况，是明代以前才有的。




　　二、在编织历史故事时，不要随意滥用真实人物的名讳




　　用真人的名字去做全不相干的事，或给他安排张冠李戴的职务和经历背景，这个手法，在当代题材文学作品中，作家一般是不干的，比如人们不会编派许世友当清华大学教授，与宋子文一起官费留学西班牙之类。而在距离我们稍远的近代史上，同样也要谨慎，不能放手恣意而为。




　　李盛铎和张謇都是晚清名人，一个是光绪己丑科(1889年)的榜眼，一个是光绪甲午科(1894年)的状元，两人不在一科及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俩拉在一起呢？而且还把张謇说成是癸巳科(1893年)状元，而这一年根本没举行会试。




　　又如孙中山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参加者中出现了身穿水师军官服装的程璧光。此人原是广东水师“广丙”舰管带，甲午战争中，就是他向日本海军提督伊东佑亨递交北洋海军投降书的，后被遣返归里。广州起义失败的剧情纯系虚构，但是否有必要让这样一个人物来掩护撤退呢？




　　剧中瞿鸿�锸谴咏�苏布政使、学政任上，到保定参加慈禧的考试“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得最佳，入军机的。实际上瞿鸿��1899年3月6日以礼部右侍郎出学差，任江苏学政。1900年10月31日任左都御史，次日改工部尚书，1901年5月26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的发迹与慈禧考试无关(根本无此考试)。瞿鸿�锏牡匚幌嗟庇诠�务院副总理，对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虚构履历毫无必要，况且学政根本是不能兼布政使的。




　　三、对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常识，不宜随意虚构




　　作为历史剧，在演绎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违背常识，随意虚构史实或历史场景，是不严肃的，有害的，甚至会误人子弟。




　　剧中有五大臣1906年出洋考察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与他们的一通对话，居然说：“一百年前，首次制订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写进了总统任期不能超过四年两任等内容”。众所周知，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小罗斯福还做到四届总统，在其死后，美国人才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限制总统任期。




　　剧中刚毅还说：“昨天太后召奴才进宫说闲话的时候，也说起礼仪之事。说是圣祖康熙爷，当年为了洋人不行我大清叩拜之礼，一怒之下，将洋人全部赶出我大清……”这是把乾隆年间的马噶尔尼使团做由头瞎说了。我不明白，如实说乾隆爷如何拒绝英国国王的通商请求，难道就会让读者不知所云？




　　剧中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受伤，在接着的谈判中，伊藤博文说：“辽东半岛贵国可以不割，但利益必须让，澎湖列岛割与不割可另案谈判，这两条都可从马关之约中去除。”这是严重歪曲史实。剧中签定《辛丑条约》时，李鸿章对奕�妓担骸疤煜伦钅研吹氖亲约旱拿�字，王爷，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哪，我来吧。”这等于告诉观众，参加议和谈判的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奕�计涫得挥性谔踉忌锨┳郑�试问这样的文本西方国家外交代表会承认吗？至于说《辛丑条约》规定要杀174个中国大臣以谢罪，也是纯属虚构。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个最有影响的不平等条约，编导为了塑造李鸿章的人物形象，随便篡改其内容(包括签字人)，这是不可以的。




　　四、历史真实一定不如虚构来得生动吗？




　　对于上述篡改，作者辩解说，艺术虚构是为了让作品好看。假如历史事实在演进时过于散漫，这也算是一种搪塞的理由，但对于有真实记载可做依据，本身也富有戏剧冲突的场景也去胡编乱造，就会使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历史演变本身的生动之处，只要真能深入发掘，往往远胜于常人想象；只是这种从历史深处的发掘，比起天马行空的虚构，要吃力得多，也需要更大的功力。




　　这里试举一例。戊戌变法是以发布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开始的。此后第四天，翁被开缺。这是一个大疑案，也是变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剧中光绪问翁：“翁师傅是属马的吧，明天是翁师傅的七十大寿……”光绪送了一把太后赏赐，他本人又写上“翁师傅”三字的折扇给翁同�汀Ｎ滩唤猓骸笆敝堤炝梗�太后赐这个，不知何意呀？”事实上，翁同龢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生肖属虎，68岁。按阴阳历换算，1898年的生日为6月15日，恐怕也无须叫做“时值天凉”。




　　其实翁同�湍羌柑斓幕疃�，内容十分丰富，他在日记中都有清晰记载。他6月14日中午从城里赶到颐和园参加军机处值班，心情平静，全然不知紧张的政治谋划正在背着自己进行。次日早上，翁同龢起床后向空叩头，纪念自己的生日，接着他去军机处值房看折办公。到了叫起的时候，太监通知说，翁某不要进去。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龢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了，他独坐着，看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钰�(据考证是光绪亲笔，而不是军机大臣代笔)，命将其开缺。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龢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上，李鸿章来看他，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军机章京都来告别。中午，光绪皇帝驾出，翁同龢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从此，翁同龢离开了颐和园，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正是这天上午，光绪接见了康有为。这样真实生动的场景，为什么不能成为创作的基础，非要统统摒弃，然后虚构出太监捏着嗓子，对着撅起屁股磕头的满殿文武喊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




　　五、不能因为观念和情感的需要，任意歪曲历史




　　一部严肃的历史剧在叙述重要事件时，不能借口文艺创作的权利，掩盖、伪造或歪曲历史真相，而使之顺从于观念或情感的需要。这也应成为共识。




　　《走向共和》是从讲述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展开剧情的，但讲述的情节基本都是虚构。毫无疑问，颐和园工程是清末政治走向腐败的一个标志，同1874年恭亲王率领王公和大臣们抵制圆明园工程上马的精彩斗争不同，到1886年颐和园工程启动时，整个官场的反对降到最低的程度，而阿谀奉迎却大为上升。无论光绪、醇亲王、李鸿章，还是翁同龢、张之洞，都没有积极劝阻，还起劲参与筹集资金的活动。但编者显然在这里运用了双重标准。




　　“海防捐”不是为颐和园筹资发明的，而是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为筹集海防经费而设立的“开源”手段，这是得到清政府批准的合法行为。翁同龢主持的户部，订有专门规则，在全国广为推行，直至甲午战前。所筹款项，一部分被挪用于园工，但大多数还是用于海防，比如旅顺口船坞，就使用了海防捐的资金，这个船坞，现在还在使用。回避这些事实，把主要责任放到翁同龢个人头上，并作为本剧主要卖点反复渲染，这样做妥当么？




　　但与此同时，编者故意回避了更具有戏剧色彩的“海军报效案”。1888年，醇亲王通知李鸿章，复修颐和园经费不足，要他设法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工程使用。在李鸿章的发动下，各地督抚积极响应，超额认购，总数达到260万两，仅张之洞就报效了100万两(不是剧中所改的捐给北洋海军100万两)。为了避人耳目，将此称做“海军经费”。在李鸿章向各地督抚的通信中，有许多有趣的言论，比如他对张之洞说：“此为功力，岂可测量？”但一涉及到编剧偏爱的主要角色，就宁愿“割爱”，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上面谈的，其实只是对严肃的历史剧提出一些希望。多少年来，历史学界和相当一部分观众都希望能有好的文艺作品，来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灿烂历史画卷。我们等待得太久太久，以至有人以为，要真实严肃，故事就不会好看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但我相信，这样的好作品终究会问世的。